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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儿童作为独立特殊的群体被时代寄予了救国图存的希冀。“九一八事变”后复刊的《儿童画报》通过救亡启蒙、纪念事件和战争灾情的图画内容宣传抗战，以培养儿童的家国意识与民族认同；通过特定的内容编排与叙事方式，力图推动儿童从“被动接收者”向“主动参与者”的转化，也寄托着对儿童进一步成为“政治行动主体”的希冀。

  《儿童画报》是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8月创刊发行的首份儿童图画刊物，在近代中国运营近20年（1922—1940年）。前期刊物以儿童启蒙为核心，以图画故事为主体内容形式，知识性与趣味性较强，致力于培育出现代儿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儿童画报》随着上海沦陷也被迫于1931年11月短暂停刊，直至1932年10月复刊。刊物历经前后两个阶段，分别由朱天民、徐应昶两位主编主持发行。1922年至1931年《儿童画报》由朱天民主编，共发行140期，每期刊物均以“第N期”来标识；1932年至1940年《儿童画报》由徐应昶主编，共发行129期，因为是复刊发行，所以每期刊物均以“新N号”来标识。在抗战特殊语境下该刊从知识启蒙转向救亡动员，传播救亡图存、鼓舞抗战士气的内容。《儿童画报》复刊后的转向，不仅对培养儿童家国意识与民族认同的情感提供了启蒙教育基础，而且推动了儿童形象从家庭子嗣向国家幼苗的政治性转化。本文以徐应昶主编时期《儿童画报》（1932—1940年）的129期的刊物内容为研究基础，重点遴选出符合“儿童动员”宣传的相关联的内容，重点分析复刊后《儿童画报》救亡启蒙、纪念事件、战争灾情三个板块的内容，探讨儿童动员传播实践中的图文叙事方针、历史与现实互照、行动号召路径等策略，揭示视觉生产范式对非典型政治主体走向社会化的独特效能，以期为中国现代语境下的儿童传播实践提供历史镜鉴。

  《儿童画报》在1932年10月复刊后，刊物上增加了许多科学性、知识性的内容，也更多体现出抗战救国的意图，符合“儿童动员”传播策略的图画故事内容总体可分为救亡启蒙、纪念事件、战争灾情三个板块。在抗战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儿童在传播链条中从接受动员宣传到认知与行为的转变，过程包含了救亡启蒙板块的意识形态建构、纪念事件板块的集体认知凝聚和战争灾情板块的情感行动转化，形成认知塑造—情感激发—行为引导的完整动员链条，逐渐将儿童从“被启蒙对象”转化为“政治行动主体”。

  在救亡启蒙板块中，《儿童画报》主要展现了西方器物文明和中华传统道德两方面的内容。在近代中国，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伴随西学东渐的浪潮不断涌入，以沿海、沿江多个通商口岸为始，不断向周边城市扩展其影响力。上海是近代中国最为发达的大城市之一，更是中西文明交融的前沿站点，现代精神观念在此得以迅速萌发。《儿童画报》在救亡启蒙实践中，通过中西文明对比的认知建构与传统道德价值的现代转译，实现儿童动员的知识传播与意识建构。刊物以传播西方器物文明建立起现代性认知基础，用民族英雄故事激活中华传统道德的政治效能，以此共同服务于抗战语境下的民族意识建构。

  《儿童画报》的受众群体集中于低龄化的儿童，从图文故事这一形式上来看，相较于精神文明的讲解，物质文明的展示更具有传播效力，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工具也更能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儿童画报》在西方器物文明的介绍板块中，强调了物质文明的视觉化认知建构。该刊以低龄化视觉适配原则，通过具象化器物展现西方的现代性，引导儿童形成“科学技术进步——救亡图存”的认知关联。首先，该刊以技术演进的叙事方式，利用可视化技术演进逻辑，暗喻“科技强国”的理念。例如新94号《火车》以火车发明家史蒂芬森为故事起点，通过“最初的火车”“普通的火车”“新式的流线型火车”三幅图画的循序介绍，为儿童科普了火车的技术进步与发展。[1]新95号的《留声机》与新96号的《电灯》也运用了此技术演进叙事方式，用直观的图像为儿童介绍了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技器物，引导儿童将现代文明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其次，该刊对儿童进行军用器物的启蒙，涉及西方器物的相关介绍不仅局限于生活范围中，更将器物认知延伸至救亡实践。例如新108号《各种的军用汽车》 以图画的方式向儿童介绍了“照空和听音两用汽车”“水陆两用装甲汽车”“装甲汽车”“自动高射炮汽车”“坦克车”共五类军用汽车，通过对“硬知识”的“软科普”，鼓励儿童在西方器物与军事战争之间构建想象链接，实现对现代性文明的认知建构。[2]伴随着这些代表着先进西方器物文明的图画相继出现，由西方而来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方式所代表的现代性、文明性也逐渐印刻在儿童的脑海之中，为救亡启蒙教育埋下了知识传播的基础。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儿童常常是以依附于大人的形象出现的，在儿童“被发现”的过程中，社会对于儿童形象的认知逐渐从“三纲五常”束缚下的家庭附属品成长为能够参与社会行动的独立个体，这一转变使得救亡启蒙教育在近代中国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与附着力。《儿童画报》在中华传统道德的介绍板块中，从救亡启蒙的视角出发，向儿童介绍了许多中国历代英雄人物，传达爱国忠诚、保家卫国的救亡图存思想，更多倾向于凸显国家主体的意识。例如新119号《我国的民族英雄诸葛亮》用六幅简短的图画介绍了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生平，包含了相识刘备、白帝城托孤、七擒孟获平南蛮等事迹，将诸葛亮“忠君报国”等传统道德元素提炼为“保家卫国”的抗战精神，完成了传统伦理向现代民族主义的精神价值转换。[3]新123号《我国的民族英雄狄青》以及新126号《我国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也以同样的图文故事叙事手段，通过历史英雄人物事迹对儿童进行精神上的教育与感化，在英雄人物的个体叙事中植入“报效国家”的精神标签，这不仅是侧面回应救亡图存社会呼吁的表现，也是救亡启蒙教育中唤醒儿童家国意识的应有之义。整体看来，《儿童画报》在救亡启蒙板块中，通过对西方器物文明和中华传统道德两方面内容的丰富展现，为儿童打开了西方器物文明认知的大门，再以中国民族英雄的相关故事激活其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的价值自信，形成“科技救国”与“精神强国”的意识互联，最终形成“御敌于外”及“民族复兴”的集体想象。

  在纪念事件板块中，《儿童画报》主要展现了节日事件纪念和战争事件纪念两方面的内容。近代中国的特殊性赋予了刊物不同于以往的特殊使命，对《儿童画报》而言，满足儿童这一特殊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是其基本任务，传播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思想也是其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儿童画报》通过节日仪式的共同体想象与战争创伤的历史回溯来构建纪念事件板块的儿童动员框架。以节庆纪念符号激活儿童的集体归属感，用战争创伤记忆强化民族认同情愫，二者共同完成了儿童从“仪式参与者”向“历史承担者”的身份转型，并动员儿童加入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中。

  《儿童画报》在节日事件纪念方面主要以共同体的情感化编织为主线，力图将国家政治符号植入儿童日常实践中，使儿童在历史与当下的互文、个体与集体的交融中实现政治活动的参与。例如新72期的《小王的故事——庆祝双十节》通过图画故事中一位名叫小王的儿童，以他的第一视角叙述群体纪念行为，讲述了他与同龄群体用各种方式纪念双十节的过程，使国家仪式转换为儿童可接受、可参与的同龄人行动事件。[4]这些节日纪念相关图文的出现不仅是儿童在家国意识中被认可、被期待的表现，更是对儿童群体为国家奋斗、为民族奉献的一种形象而有力的号召。再如，新26号《国父诞辰》、新34号《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等，描绘儿童集体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场景，其中呈现出的参观中山陵、向孙中山先生遗像献花等画面，将严肃的政治行为具象为可效仿的行为仪式，为儿童塑造政治记忆并为鼓励其热情参加政治行为提供了认知基础。

  创伤叙事是建构战争记忆的有效手段，《儿童画报》在战争事件纪念方面通过历史切片的适时放送，将战争创伤转化为民族救赎的认知框架。直观具象的图画是儿童更方便快捷地理解战争事件纪念的历史再现方式。这其中包含了屈辱记忆的呈现，例如新47号的《九一八国难纪念》 ，以燃烧大火的城墙为背景图，写下了日本攻占我国沈阳城后侵犯东北其他省市的灾难史实，文本中出现了东北省市被侵占的相关叙述，制造视觉与事实的双重冲击；[5]新107期的《革命先烈纪念》是对1911年黄花岗起义事件的纪念与回顾，图画中展现了一批儿童在七十二烈士墓前哀悼的画面，其中儿童肃立在烈士墓前的场景，从视觉表达角度将缅怀行为转化为儿童可参与的哀悼仪式。[6]这些战争事件纪念的相关图文是该刊为儿童“精心策划”的适宜其理解并认可的内容，是对过往斗争相关记忆的回溯与重塑，也是对儿童群体进行抗战动员的铺垫与前奏。整体看来，《儿童画报》在纪念事件板块中，以节日事件纪念的“当下认同”与战争事件纪念的“历史回溯”为主，二者通过情感的同频共振意图塑造儿童对国家权威、民族概念的认知，总体形成了抗战时期特殊语境下的特殊启蒙教育。具有战争记忆塑造基础的儿童动员工作赋予儿童以国家希望的属性，进一步培养了儿童为民族图强而奋发努力的意志，推动儿童完成“家庭子嗣”向“国家幼苗”的政治身份重构。

  在战争灾情板块中，《儿童画报》主要展现了战争场面和政治时事两方面的内容。近代中国严重的贫富分化造成了社会阶层的日趋割裂，社会上层的军阀官僚、资本家依托阶级优势以各种手段攫取社会财富，同时社会中下层则在难以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背景下承受着贫苦困顿的生活。为挽救这一危局，报刊需要适时承担起唤起民众的责任。《儿童画报》通过创伤性情景可视化和低龄化行动描绘策略，构建从情感冲击到实践介入的动员闭环。以同龄人苦难镜像激发战时共情，用适龄行动模板消解儿童参与障碍，实现由“旁观者”向“行动者”的身份跃迁。

  《儿童画报》在战争场面方面注重战争与现实的视觉转译，该刊运用战争场面复现的图文叙事策略，将宏观的战争灾难转化为儿童可感的具体画面，利用拼接的图画与简短有力的文字描述构建战争场面下苦难叙事的情感动员机制，在帮助儿童认清抗战现实的基础上，为后续的行动号召打下了基础。例如新34号《防空演习》以夜战为背景，描绘了军队使用夜间探照灯寻找“敌机”并反击的场景；[7]新104号《海军战斗》（一）展现了中国海上抗战的形势，其中包含对各式海上战斗武器的图解介绍，也有对战争场面的细描，以舰炮交火场景解构“海上战斗”的抽象概念，以较写实的风格为儿童读者群体认清抗战现实提供了认知基础。[8]《海军战斗》系列共分5期刊载在新104号至新108号中，翔实的图画内容和文字描述为儿童提供了战争现实的情境认知和武器装备的技术认知基础。《儿童画报》通过运用诸多战争场面的图文叙事，使战争灾难以具体可感的画面展现在儿童面前，为儿童动员中的行动号召提供了情感铺垫。

  《儿童画报》在政治时事方面的刻画，不仅有抗战背景下灾民的苦难生存现状，也有社会各界参与敌后支援的具体实践。参照儿童的适龄程度，该刊创造性地设计出儿童能力范围内的抗敌救国行为路径，总体形成“情感输出”至“行为参与”的引导链条。首先，该刊通过描绘灾民困苦生活的场景帮助儿童更好地认识战争、感受战争，这也是《儿童画报》抗战动员中引导儿童由情感认知转向行动参与的有效路径。例如新76号《可怜的灾民》描绘了受战争影响而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灾民的苦难图景，图画中哭闹的孩童、衣不蔽体的少女、骨瘦如柴的青年共同构成了仿佛被时代遗弃的灾民形象，以此警醒儿童读者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苦难生活依旧存在，同龄人形象的出现使苦难叙事更能深入人心，激起儿童读者珍惜和平、憎恨敌人的爱国情愫。[9]其次，在敌后支援抗战层面，《儿童画报》注重实践参与的低龄适配，选取儿童能够亲身参与的社会活动进行报道，例如新121号的《献金》 描绘了拥挤的人群奔向献金台，以捐款的方式为抗战救国贡献力量，将宏大的支援抗战行动转化为“捐钱”的实践，在图画中也配有“救国尽责任，不分富与贫”的号召，这种对时事的宣传是唤起作为独立个体的儿童顺应社会潮流、响应社会号召的有力表现形式。[10]最后，《儿童画报》将“童子军”的形象引入刊物中，在战争苦难叙事后做出了救亡启蒙的行动引导回应，为儿童读者提供了可模仿的实践模板，为解决“共情怎么样转化为行动”的动员困境提供了思考，例如新105号《打仗》描绘了十个小朋友以童子军的形象分成两组模拟打仗的场景，画面中的孩童各自持有武器在山坡上对垒，通过视觉叙事的动态化，引导儿童从“苦难旁观者”升级为“抗战参与者”，为抗战儿童动员提供独特的实践范式。[11]

  《儿童画报》通过特定的内容编排与叙事方式，力图推动儿童从“被动接收者”向“主动参与者”的转化，也寄托着儿童进一步成为“政治行动主体”的希冀，形成了基于儿童认知特点、适应战时语境、深层次地融合意识形态传播的独特传播策略体系。

  《儿童画报》在保证传播内容的适龄性与童趣性的基础上，利用图画对比、文字描述等方式力图将传播效果最大化，以此实现“宏大叙事”与“低龄认知”在叙事层面的适配。

  《儿童画报》以图画为核心载体，契合儿童“读图优先”的认知特点，通过对身着不同样式、不一样的颜色衣服的同龄儿童形象的刻画，拉近了儿童读者与画报的距离，奠定了整个刊物的传播基调。如《火车》《留声机》《电灯》以讲述这些重大发明的故事为起点，结合具体生活实际，通过连续的视觉演变具象化地演绎了技术进步的历程。这种富含童趣的传播方式规避了抽象概念的讲解，直接诉诸视觉感知，符合儿童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发展规律；《可怜的灾民》采用具有着强烈视觉上的冲击力的绘图手法，描绘了难民群体在抗战大背景下生活中的苦难和挣扎，力图构建儿童读者与画中人物的视觉链接，用简单的图画将社会不公与战争苦难具象化，使战争创伤转化为易理解、易共情的个体叙事，具有易被儿童直接感知但同时易引发情感共鸣的视觉深度。

  兼具童趣与深度的图文叙事缩小了儿童群体认知能力与儿童动员工作之间的鸿沟，这不仅为特殊的儿童群体提供了传播内容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更以符合儿童心理的叙事方式潜移默化地完成了意识形态的植入、集体记忆的塑造以及情感转向行动的引导。

  《儿童画报》在儿童动员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民族认同感是凝聚儿童力量、激发救亡图存意识的前置基础。在传播内容选择方面，该刊巧妙地运用中西文明对比、历史民族英雄等历史资源与战争灾情、灾民困境等抗战现实进行互照，构建起一种情感引导与现实关切进行链接的叙事手段。

  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互照并非简单的历史知识灌输，也不是对政治时事等现实事件的单纯描述，其核心在于通过精心的内容编排与意义勾连，将过去、现在与将来置入以情感引导为线索的一个线性有机整体中，使儿童在理解历史脉络中强化对当下民族命运的责任感与归属感。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互照在《儿童画报》前后期叙事风格的转换中也有体现，具有“忠君爱国、智慧坚韧”等形象的民族英雄，在特殊的抗战语境中转换为“保家卫国、顽强御敌”的精神品质，是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缩影；关乎于个人的“仁义礼智信”中华传统道德也在救亡启蒙的视域下转换为社会整体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个人品德也成为塑造儿童对民族与国家历史认知的桥梁；“双十节”的国家节日纪念，“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创伤记忆，这些历史事件的回看也深刻映照着现实的危机，为儿童群体增强其对抗战历史必然性和道德正义性的认知提供了基础，是抗战特殊语境下儿童动员工作中民族认同感与历史使命感的根源所在。

  在家国情怀、救亡信念的情感激发方面，清晰明确的实践路径引导是其动员行动收到实效的前提，考虑到儿童本身不具备完整的社会行动能力，心智也尚未完全成熟，因此《儿童画报》在“纪念事件”与“战争灾情”板块的相关传播实践中，着重凸显了从情感共鸣到责任唤醒再到行动引导的清晰路径，循序渐进地开展儿童动员工作。

  在战争灾情板块的战争场面内容中，《儿童画报》以苦难叙事作为情感迸发点，对受灾地区儿童的生存状况做描绘，图文故事的主体以镜像的同龄人为主，并使用苦难叙事的手法达到触发共情与危机意识的传播效果；在纪念事件板块中，《儿童画报》以共同体意识培养作为情感链接行动的纽带，画报中多次出现儿童集体参与国家纪念活动或仪式的场景，营造庄严肃穆的共同体氛围，通过“参观中山陵”“向烈士墓鞠躬”等行为唤起儿童读者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意识；在战争灾情板块的政治时事内容中，《儿童画报》以具象化且具有适龄性的社会活动作为行动号召路径的出口，选取了如“献金”“购买建国储蓄券”等具体行动进行形象描绘，为儿童读者群体在充分激发家国民族情怀、救亡图存信念的基础上提供了清晰明确、符合其行为能力和认知水平的救国行为参与路径，形成情感与责任的适时迸发与有效落地。

  《儿童画报》在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实践，不仅完成了特殊语境下“非典型政治主体”的启蒙使命，更以系统性传播策略为当下儿童教育与公共动员提供了范式参照。

  《儿童画报》以图画故事为主要形式，依托通俗易懂的图画语句降低认知门槛，迎合儿童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与水平，在抗战特殊语境下更是多以带有政治性目的的单向灌输为主。当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儿童动员工作需要适应时代步伐，采用由单向灌输转向参与式传播的新策略。例如媒体能够最终靠提供具有视觉具象化和可操作化的内容，以短视频、互动游戏、VR沉浸剧场等新形态做综合传播，在交互中完成认知。

  从严肃政治议题转译层面来看，抗战特殊语境中的救亡图存意识是被直观嵌入传播内容之中的，就当前我国的传播环境而言，面向儿童群体进行严肃政治议题的宣介转变思路，需要用柔性化手段做处理。宏大政治叙事的认知门槛是高于儿童群体认知水平的，国家意识灌输也需要尊重儿童认知的实际发展规律，柔性的政治引导则能够最终靠选取象征性符号作为政治要素的代表，儿童群体在参与显性实践的过程中能够得到隐性价值观的引导，例如各种博物馆的数字打卡活动等，形成儿童可实际参与的动员引导路径。

  “九一八事变”后复刊的《儿童画报》突破了传统社会动员的成人中心局限性，开创了近代中国以图画故事为叙事主体形式的儿童动员工作新范式。其儿童动员工作从传播实践角度来看包含了意识形态建构、集体认知凝聚和情感行动转化三个逐层递进的维度，总体构建了“视觉化认知启蒙—情感化意识建构—具象化行动参与”的传播范式。新时代的儿童教育工作要以史为鉴，结合新时代社会动员需求与媒体传播特色，不断开拓符合时代发展的儿童动员、儿童教育的新方法和新策略。

  [3]我国的民族英雄诸葛亮[N].儿童画报，1939（新119）：3-4.

  [4]小王的故事：庆祝双十节[N].儿童画报，1935（新72）：1-2.

  作者简介：白志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23级博士生 ；王灿发，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白志杨 王灿发. 图画抗战：图画报刊的儿童动员——以《儿童画报》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5（11）：21-25.

  详见《新闻爱好者》2025年第11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